■编者按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次明确了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政策。几年间，互联网医院就实现了从个位数到千位数的增长。随着处方药网售的“开闸”，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医院开始承揽起开处方的业务，成为买药的一种辅助手段。然而，经历了势不可挡的爆发期后，互联网医院运营当中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甚至有人以互联网诊疗为名实施诈骗。《法治周末》记者就互联网医院运营中的问题展开了调查。

图为湖南一家医院在走廊上宣传互联网医院。 刘畅 摄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想购买抗生素的患者，只要在线上自述上呼吸道感染就能顺利买到药；因咳嗽网络问诊，对方却是推拿科的医生；前一天在平台和医生自述荨麻疹病史，第二天就收到了皮肤医院的推销电话……

互联网问诊在方便患者的同时，隐患也开始显现。

医生的资质存疑、患者个人隐私信息遭泄露等乱象频出，互联网诊疗该如何进一步加强监管？

仍有违规首诊

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是《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中的明确规定。然而《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仍有互联网问诊平台存在违规首诊的情况。

记者在一互联网问诊平台随机选择了一位儿科医生问诊，在资料填写的第二条需要选择“本次疾病去医院就诊过吗？”在选择“没就诊过”后，依然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平台询问“是否需要补充患处、用药、检查报告等图片”，在未上传任何病情图片的情况下，记者就进入了付费问诊页面，对话框隐蔽处还出现两行小字，“如非复诊，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不过，在明确告知医生是首诊后，医生也正常接诊，但在隐蔽处会标注“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和“回复仅供参考”，随后医生正常接诊并给出诊疗意见。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分析：“‘问诊’和‘医疗咨询’对应不同法律关系，前者对应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后者仅为咨询服务。对于平台方常常试图通过‘仅供参考，不能替代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建议’等声明避免法律责任的情况，应当对所谓的‘医疗咨询服务’进行实质性判断，即是否以医务人员的名义进行了病情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并不是换个名头，即可违反互联网首诊制度。”

“秒开”处方药

在线上平台购买处方药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动作”，不过，处方药的特殊之处在于需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无论是“吃错药”还是“开错药”，所带来的风险都很难预估。

在网购处方药的流程中，患者“自我诊断”，医生“对药下症”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记者在多家购药APP购买处方药，发现很多购药APP都可以轻松开出处方药。

在其中一个购药APP上，记者搜索“阿奇霉素”，在提交订单后页面转向在线问诊环节。在该环节中，对方会根据药品提供适应症名称供购药人选择，尽管文字提示为购药人自行选择线下确诊疾病，但该环节没有任何核实，购药人可以随意选择一项疾病。

在该APP提供的选项中，记者选择了“上呼吸道感染”，平台立即匹配一位来自新橙门诊部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接诊。医生迅速发来自己的姓名、执业信息、擅长领域等信息，之后询问是否在线下就诊并使用过订单中的药品且无不良反应，是否有其他信息补充，并弹出两个选项“确认信息，无需补充”或“需要补充”。

记者选择“确认信息，无需补充”后，对方开出一张处方，并发来用药指导，提示用药注意事项。从问诊到开方，整个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而且问诊期间医生也未核实所填的任何信息。

通过企查查搜索，为记者开具药方的医生所在的新橙门诊部互联网医院，于2020年6月注册，2022年9月1日，该医院曾因使用两名非医师进行诊疗活动遭到行政处罚。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医院的业务，今年4月，新橙门诊部互联网医院又新增了儿科和精神科。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选择药物，互联网医院随后补方，是各大平台网售处方药的常见路径。不过，在2022年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中规定，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

同时，《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也将处方审核前置，强调“先方后药”的销售流程，希望改变“先药后方”这一模式。

《新京报》曾调查报道，每开具一张处方，互联网医院平台就会有0.6元左右的抽成进账，因此，不少互联网医院也把目光瞄向了“开处方”。

处方“秒开”的背后，可能引发一系列危害，如镇静剂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用量不当可引起健康损害甚至危及生命；某些退热止咳药物甚至可以提炼出成瘾物质等。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头孢、青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滥用，可能导致细菌耐药和人体内的菌群紊乱，增大感染风险。

患者信息存安全隐患

在线上健康平台咨询问诊会不会泄露个人信息，也是多名受访患者提出的疑问。

因为母亲患有荨麻疹已有10年，北京市的潘月想了很多办法。北京市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皮肤科她都带母亲去过，但是收效甚微，有一次，她在搜索荨麻疹有无新药时，一家皮肤科医院的广告蹦了出来。

本着试一试的心态，潘月把母亲的症状，发病时的照片、吃过的药物以及自己的电话号码都按照提示填好，没想到从那之后，她就频频收到皮肤类药物的短信广告，甚至有销售人员在微信上请求加她好友。

“感觉自己的信息转手就被医院卖给了第三方。”潘月说。

此前，工信部曾通报过多款互联网医疗APP在个人信息收集及使用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包括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未经本人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收集与医疗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告诉记者：“互联网医院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收集患者个人信息时不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并取得患者的同意。”

“患者授权手续极为重要。”刘俊海说。

刘俊海表示，作为收集患者信息的主体，互联网医院在使用患者信息时，需要获得患者明确授权。第三方需要利用该信息时，必须获得互联网医院的明示授权。如涉及对个人信息获取范围的扩大或变化，需要超越互联网医院原先获取的患者个人信息范围的，需要再次获得患者的授权。通过这三重授权，才能确保相关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从现行法律框架来看，如果互联网医院或经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在收集患者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云计算等技术将信息转化成医疗大数据，从而使其具有智力成果或经济价值属性，那么该等数据可以在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益的框架下予以保护。”刘俊海说。

医生身份审核不严

如果在互联网医院问诊后，患者对医生的身份存疑，后续该由谁来担责？

浙江省的何欢咳嗽严重，在某互联网平台看病买药的“问医生”板块咨询了一位有着25年从业经历的资深专家——云南省曲靖市中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树昆。

吃了张树昆开的药后，何欢就感觉不舒服。因为不能继续在线问诊，于是她打电话到医院，值班人员称这个医生的专业擅长方向是推拿科。

在曲靖市中医医院官网上，张树昆医生的简介为：推拿科主任医师，擅长应用推拿手法、针灸、中药、微创介入治疗肩、颈、腰腿等骨科疾病及各种神经性、疼痛性疾病。

何欢找到曲靖市中医医院，院方表示张树昆医生是推拿科医生，平时非常忙，不可能去网上接诊呼吸科，而互联网平台方面则表示就是张树昆本人。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最后，经过媒体调查，张树昆医生承认是他的妻子使用他的证件在前述互联网平台注册，他“只是配合”进行人脸识别。

张树昆表示，他的妻子是内科医生，在当地一家二甲医院工作，是副主任医师。他问过妻子后才知道，如果以张树昆的主任医师职称注册，诊疗费更高，医生简介中的“擅长呼吸系统疾病等情况”也是他的妻子填写的。

何欢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认为该平台和张树昆医生都有责任。而何欢的遭遇并非个案，在互联网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很多互联网医疗APP都存在类似的科室错误标注、医院错误标注的问题。

根据互联网医院平台关于用户认证的相关规定，职业认证属于个人认证，进行医护工作者认证需要提供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在职证明等材料，其中在职证明只需胸牌、工牌、官方文件择一即可。

规定中有提及年审制度，在获得认证后，有效期为一年，到期自动进行年审。未通过年审的，平台会通知用户补齐材料，逾期未提供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视为自愿放弃该认证，该认证自动失效。

除了对医生的身份审查不严，医生资源缺乏也是互联网医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位医疗行业的营销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在线上较为活跃的医生大量来自层级较低或偏远地区的医院，这些医院在线下病人不多，时间充裕，因而有动力通过线上问诊增加收入。水平高一些的大夫几乎没有时间入驻在线平台，即便入驻通常也不活跃。”

多方共同规范线上问诊行为

事实上，先药后方、AI开处方药、隐私泄露、虚假宣传、收费缺乏标准等问题这些年来屡见不鲜。

为了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就互联网诊疗服务中涉及的基本事项起到了规范作用。

今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专项整治的范围，互联网医疗位列其中。

两个月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四部门印发《关于印发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其中，在纠治行业乱象中提到了互联网医疗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

邓勇表示，平台自查、行业协会引导和部门监管要相互结合，规范线上问诊行为。比如，互联网医疗平台要设置严格的就诊程序，对患者注册、登录、病历资料上传，根据病情寻医、问诊、取药等过程设置严格的审查程序。互联网医疗平台也可以设置专门部门对诊疗异常现象进行监控，以督促医师规范诊疗。

（文中潘月、何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