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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医院纷纷布局加速“互联网+医疗”业务。事实上，早在1998年，原卫生部就在中日友好医院设立了国家远程会诊中心，开展国内第一批远程医疗业务，并承担国家级远程医疗示范与指导工作。在此基础上，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于2018年成立。

20多年过去，我国的互联网医院发展到怎样的水平？还需要哪些支持？初诊有可能通过线上开展吗？针对互联网医院发展的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

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 崔勇

记者：中日友好医院经历了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各个时期，您如何理解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崔勇：我认为，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级别”。

首先， 1.0版本是目前全国600多家互联网医院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将医院的互联网平台与HIS系统打通，规范推广慢性病互联网复诊、诊后随访、远程医疗、线上健康咨询等模式。另一方面，利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线下诊疗流程，提升院内信息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快智慧医院建设。

2.0版本则是实现医院之间的协同。目前，我国有不少省份都在进行这样的探索。比如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与区域内十几家县医院都搭建了线上协同网络，形成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帮扶关系，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下沉。当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医保政策，尽可能实现分级诊疗、“大病不出县”的目标。这是符合互联网思维和医改趋势的。

3.0版本应该是配合更大范围的跨省市的协同，同时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患者就医、健康管理、养老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使互联网发挥更大价值。今年7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依托中日友好医院的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启动建设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平台。未来，平台将联通全国4000多家“两证齐全”（同时具备养老和医疗资质）的医养结合机构，并进行技术改造，老年人在医养结合机构内即可获得远程诊疗指导、在线复诊、在线配药等便利服务，实现老人健康监护。

4.0版本的互联网医院应该是全新的业态，这里面不仅有医疗，更是联通全社会各个环节资源的场景，是真正的万物互联时代。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患者通过可穿戴设备，就能把生命体征传到医生那里，实现实时的健康监护。如果需要面诊，系统会挂号、预约检查，甚至是提供就诊医院的线路导航。可以这么理解，现在的1.0和2.0的互联网医院都是以医生和医院为中心的，到4.0时代是以患者为中心，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医院时代。

记者：要进一步促进我国的互联网医院发展，在资源、政策等方面，您有哪些建议？未来的业态会是怎样的？

崔勇：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辆汽车安全而高速行驶在公路上。这就是互联网医院发展的生态环境，这辆汽车就是医院。它的行驶要安全，必须有“斑马线”和“交通规则”。它的行驶要快速，“引擎”就是医保、支付和运营。而公路本身应是具备规模和能力的国家级或区域级工作平台。

具体来说，医院是主体，应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学科，建立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要深刻理解互联网医院的内涵，整合医院业务搭建技术平台，包括院内信息系统和院外应用平台。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斑马线”和“交通规则”需要政府监管部门来设定。如严格的资质审核、厘清参与各方的权利与责任、建立对医院的补偿机制等一系列问题。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加快打通医保、支付等环节。另一方面，医院主导的是医疗工作。第三方机构具备弹性灵活的优势。双方积极合作，将有大量的创新机会，最终利于百姓。

目前互联网医院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的问题，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应该建设国家级或区域级工作平台。没有自己平台的医院，可以“拎包入驻”到平台上来开展工作，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建设效率。

因此，“政府监管、医院主体、需求引导、平台支撑”应该是建设互联网医院良性运行的完整体系。

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互联网医院发展处于怎样的水平？

崔勇：近些年，我国的互联网医院发展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医院经历“互联网+医疗”的各个历史时期。

目前，设在中日友好医院的远程医疗协同网络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400余家医疗机构（其中二级以上医院4200余家，省级医院75家）；联通了省级远程医疗协同中心24个、市级协同中心102个；汇聚21个专科领域的医务人员，覆盖全国各地约2.2万名医师，同时建立呼吸与危重症专科、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近30个专病专家委员会。这样体量的协同平台，国际上是没有的。

美国的“小而精”的专科发展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2010年，我在梅奥医院学习时看到，美国的远程医疗已经很完备了，医院和医院之间的协同很多。特别是他们在疾病细分领域做得不错，关于某一个病种，集合领域内的专家资源，集中解决某种适应证，专做“小而精”的模式。时间越长，优势、特色也会更凸显，相关的研究也会越深入。

记者：初诊会移到线上么？

崔勇：未来，通过直观信息采集就可以得到准确诊断的疾病，或许可以考虑放开线上初诊。但危急重症和疑难杂症肯定不适合线上初诊，还有需要做检查和检验的疾病，一般也需要去医疗机构或第三方服务机构（前提是检查检测结果互认体系的建立）。

线上初诊可以从皮肤病领域来“试水”，因为大部分皮肤病通过肉眼或简单的设备（如皮肤镜）就能获得很好的诊断信息，目前建立的覆盖全国430家医院的“皮肤影像应用构架网络”也能很好地实现信息互通，可用于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借助一些皮肤病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有可能实现某些皮肤病的线上初诊。

据统计，2019年全国门诊就诊量为80亿人次，其中皮肤病门诊就诊量达2.4亿人次。由于皮肤科医生人数显著不足（全国约3万名），因此，如果能开展“在线首诊”，就能更好发挥分诊作用，服务更多皮肤病患者，也能让医院接诊能力更多配置在疑难疾病和重症皮肤病上。

要强调的是，要保障线上和线下高度的一致性，这对医生的要求也很高。使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诊疗工作，是需要学习的。我院2018年即开始与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合作对皮肤影像能力进行培训和认定，近期将与该中心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建立战略合作机制，共同开展“互联网+医疗”相关人才队伍的建设与能力提升，以促进“互联网+医疗”工作的发展。

文：健康报记者 王潇雨

编辑制作：胡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