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赴一地调研，对其“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给予肯定。同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对其考察，并倡议将“互联网+医疗健康”做成试点、推向全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多次前往调研、全国各地医院管理者纷纷前来学习，他们都有同一目的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银川虽位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却是一片“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沃土。2016年12月，国务院通过《“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其中明确将“互联网+”作为实现分级诊疗的手段之一。

为何银川能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医改浪潮中脱颖而出？日前，健康界对话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飞。循着他的讲述，诸多答案浮出水面。

绝地逢生

一位患者就诊方式的改变，见证了银川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初步成效。

20多年病毒性脑炎病史伴有每月1-2次癫痫发作，让家住银川的王萍（化名）痛苦不已。尤其在每年换季时，她的病情比平日更加严重。这年开春，她本想去1110公里远的北京进行治疗。没想到，出发前在当地就诊时的一次耳闻，改变了她的打算。

王萍听说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开通了远程专家门诊，患者只需坐在电脑前通过视频就能与北京大医生进行对话。顺利的是，在本地医生帮助下，她很快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建立了联系。

王萍算了一笔账。如果她直接跑去北京，要面对挂号难易、耗时长短、开销大小等诸多问题，时间至少四五天，衣食住行花费也要六七千，且就诊费用不能医保报销。而她通过远程专家门诊，不仅能缩短就诊天数，还避免了舟车劳顿。

故事发生在2017年， 距离银川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仅过去1年左右。 那么，2016年前的银川医疗是怎样的情况？

“一位肿瘤病人，银川医生说能活三年，他不信；北京医生说能活三年，他就信。”马晓飞并未夸大现实，“这在当时的银川，是普遍现象。”医疗条件得不到患者信任是表象，背后反映了银川医疗资源与北上广的巨大差距。“别看当时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三甲，但对标全国水平……”马晓飞摇摇头，“但凡有条件的家庭，家人得了大病，在当地就诊后，也会再到北京或上海去。”

除了借助互联网，那时的银川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不是没试过。”马晓飞回答。

2016年，银川也在大力发展医联体。但他坦言，成员医院发展到30家时反响很好，可到80家时就不如预期。什么原因？

首先，“通用医联体模式是派专家去基层查房坐诊，可我们哪有那么多专家资源？”事实证明，以贺兰县为例，全县26万人中仅1100多名为医务人员，其中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不足30人。其次，专家资源的浪费问题也很严重。他举例，一位骨关节置换专家坐诊乡镇医院，看的都是头疼脑热的病人。“符合医生专业的病人太少，基层更需要的是全科医生。”

“银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于是，银川选择触底反击，用“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来解决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难下沉的问题。

落地有声

5年时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逐渐从冲动走向理性。大浪淘沙后，为什么银川能将其发展得生机勃勃？背后依靠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缜密规划。

谈及最初的发展思路，马晓飞缓缓说道。“银川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首先以问题为导向。谁会有问题？”马晓飞解答，“是患者。”一是“看病烦（繁）”，就医流程不够优化；二是“看病难”，银川医疗能力是短板；三是“看病贵”，小病大看的现象严重。

基于此，银川以政府为主导，将全市“三区两县一市”作为横向，将上至三甲医院、下至村卫生室作为纵向，开始整体推动。

“分布实施、先易后难”是“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推动方式，把一些迫切需要的、较容易达成的项目先推进，再将有难度的项目陆续跟进。据马晓飞介绍，银川到2018年已将项目完成50%~60%，预计到2020年打造成全国样板。

将银川经验传播到其他地方，离不开“低成本、可复制”的原则。“低成本是指以往需要政府投入的事，现在交给市场，让企业受益。对于‘可复制’，我们希望这套模式容易推开、且适用于其他城乡差距较大的地方。”马晓飞说。

因此，“实现多方共赢”是核心目标。银川坚持将上级医疗机构、下级医疗机构、第三方公司共同合作，从而建立一套较为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有了顶层设计，接下来该如何将其落地？银川推出“五个应用体系”。

马晓飞主任视频1(标清)

步步为营

关于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银川的一些做法超前于国家的其他地区。

为保障“五个应用体系”顺利实施，“五个保障措施”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三个高地”的概念。

三年时间里，《银川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银川市互联网医院监督办法》等多达16项配套文件的陆续出台，是制度保障，无疑也成为“政策高地”。

2018年，银川卫生健康委印发《银川市公立医疗机构第一批远程医疗服务收费价格》《银川市远程医疗服务收入分配办法（试行）》，对互联网医疗项目定价难问题作出解答。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互联网医院属于民营性质。因此，收费不由物价决定，而采用的是先定价后备案的方式。”随即，马晓飞举例说，“体制内的基层单位和线上互联网门诊等收费标准，是我们与市物价局共同定价得出的。一次线上远程门诊，主治医师是10块钱，副主任医师是15块钱，主任医师是20块钱，这样的收费模式，与线下相比，无特别大的差距，患者也能承受互联网医院生态，在推行过程中也较为合理。”

银川患者在一级医院缴费却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服务，关于互联网医疗医保报销问题，马晓飞也做出回答。

马晓飞主任视频(标清)

2017年，17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同时伸来橄榄枝的事，让银川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再次火爆网络。如今，全国40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入驻银川，如此密集的入驻数量也正是得益于宁夏制定的行业自律准则、互联网医疗规范和标准、注册和申办等一系列服务保障，即“服务高地”。

2018年，银川成立“银川市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研究中心”，汇集全国十几家主流公司，为银川市医疗健康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在产品上，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主流公司有研发实力，工程师有开发思路，我们有大量数据，临床医生有具体需求，四者能有机结合到一起。”在马晓飞看来，“创新高地”因此得来。

监管保障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必不可少。银川在全国率先建成“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于2018年4月上线。结合互联网诊疗行为全程留痕的特征，实现诊疗行为全过程、全方位、全自动实时在线监管，确保医疗质量和数据安全。

在马晓飞眼中，监管平台发展应是动态的。“就目前来说，平台管理相对粗犷，如何进一步精细化，是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保障措施是标准保障。银川已制定各项互联网诊疗的准入标准、流程规范，继而保障互联网医疗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

2018年9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其中明确规定与实体医疗机构进行合作。对此，银川进一步做出具体要求，即合作对象必须是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是何原因？互联网医院与实体医院如何合作？

马晓飞视频3(标清)

未来可期

银川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目的，具体而言，就是解决患者看病繁（烦）、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与医生看到对症的病人，让医保省钱，让参与其中的第三方商业公司能够获得回报。

2018年7月，国家首个“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在宁夏诞生。2018年10月，以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为首要机构的改革，已卓有成效。其院内建设的宁夏电生理远程诊断中心已连接278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累计完成90万余份心电图报告。银川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目前已连接188个医疗单位，累计出具32万余份报告。远程超声诊断中心、远程病理诊断中心也投入运营。

各类远程诊断中心的建设互联网医院生态，解决了基层医疗普通存在的“买得起设备请不到读片医生”的难题，使患者“付基层医疗价格享受三甲医院的诊断服务”。

马晓飞将如今“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现状，比喻为“盆景”。“我们兴建示范区，仅仅做到并不够，还要提炼、归纳，目的在于推广。银川作为示范区的省会城市，需要做的是把各种‘盆景’集聚成一片‘森林’，将各个体系融会贯通，形成完整的‘互联网+医疗健康’生态系统，能被多方接受。”

至今，银川经过两年多“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建设，“‘五个应用体系’和‘五个保障措施’已基本配齐，形成一个完整的互联网应用机制。”马晓飞介绍道。在他看来，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将“互联网+医疗健康”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完善利益机制，从根本上改变既往的医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