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从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五个方面列出了细致的规定，引起业界极大关注。这表明，经过一个阶段的发展和探索，国家将对互联网医院也即互联网诊疗的实施机构这一新业态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

互联网医院是“互联网+医疗”衍生的新业态，是远程医疗与传统实体医院的延伸，其以实体医院的医疗资源为基础，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为患者提供一系列从线上到线下、前端到后端的“闭环式”医疗服务，让患者更便捷地获与实体医院同质的医疗服务；同时，从宏观角度优化匹配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

互联网医院在我国作为一种行业新业态发展迅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医疗起步更早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产生互联网医院这类医疗机构形态[1]。

科技发展、卫生资源、医药卫生体制、政府政策和新冠疫情影响这五个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推动力所形成的业态变革，或许可解释这一特殊现象。

01｜我国信息技术革命进入“黄金时代”

美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指出，每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内在发展规律。技术革命与相对应的新范式平均50年出现一次，会经历导入期（包括爆发阶段与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并且每阶段有独特的发展特征[2]。

当今世界已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的浪潮之下，信息革命始于1971年于美国爆发，大部分发达国家在经历了1971-1987年爆发阶段与1987-2001年狂热阶段后，现已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协同阶段，处于互联网技术的黄金时代[2]。

互联网于1994年进入我国，28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以及国民生活方式在互联网的普及下发生了巨大转变。虽然我国新技术—经济范式前两阶段未有明确划分时间，但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显而易见，目前已处于导入期末段，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新技术协同发展，为传统模式带来了极大冲击，与范式发展规律相符（图1）。

图1：中美第五次技术革命技术-经济范式变迁阶段对比

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和电子病历是国外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与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需求相吻合[3]。相对于传统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更多融合了多种功能与不同产业链，所涉及服务面更为广泛。自2014年我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上线运营以来，互联网医院在我国呈现新业态，目前基础设施和技术体系（如智能等穿戴、检测设备等）已逐步完善[4]。截至2022年6月，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

02｜我国卫生资源相对短缺，且配置不合理的情况在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

选取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5]，比较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及医疗机构床位数后发现（图2、图3），现阶段我国卫生资源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医疗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图2：中国与部分国家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比较（2012-2020年）

（注：资料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

图3：中国与部分国家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比较（2016-2020年）

（注：资料来源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域、城乡间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6]，优质卫生资源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区内部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现象更为严重[7]。

与国外公立医院相比，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趋利性价值导向凸显[8]，大医院虹吸医疗资源的现状难以得到改善，“倒三角”诊疗困局支撑了卫生资源配置不均的现状。

2019年我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约为20.57亿，约占全国总诊疗人次数24%，占医院总诊疗人次数54%。全国三级医院仅2749家，约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0.27%，占医院总数8%，即占比极少的三级医院却提供了较大部分的诊疗服务[9]。

医疗资源短缺和配置不合理问题短期内难以通过实现资源的绝对增量来解决。特别是卫生人才资源，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十年间仅从2010年的1.80增长到2019年的2.77[9]，医师培养时间长、投入大，为保证培养质量，短期内难以培养大批高端人才。

而互联网医院则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现有医疗资源匹配程度和使用效率，连接分散的医疗资源节省就医成本，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通过在线诊疗合理分流大医院的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到基层，弱化大医院虹吸作用，提高基层资源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短缺与配置不合理问题。

03｜我国初级医疗保健体系尚不完善，互联网技术有望撬动医改僵局

初级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全科医师、医疗保险和政府卫生投入“三个支点”的支撑[10]。由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相对平衡，且拥有严格的“守门人”制度，其医疗需求与供应处于相对平衡之点，这也可能是互联网医院新业态未能在国外产生的原因之一。

近年，我国越来越重视初级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然而，医保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不明显，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和建设仍显不足。我国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核心，面临培养与使用相脱节、地域分布失衡及患者信任度低等问题[11]，在数量上远低于部分国家（表1），可见，我国初级医疗保健体系建设陷入困境。

表1 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全科医师配置情况对比（2016年）

（注：资料来源于OECD、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

初级医疗保健体系不完善致使我国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低，令医改更举步维艰。大医院虹吸病人、基层服务能力不足、患者就医观念错位的情况难以改善，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患者等各方利益固化不能协调，致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陷入僵局。

互联网技术有望重构医疗价值链，实现各方利益共赢。以分级诊疗制度建立为例，利用互联网平台打破传统医疗利益格局从而助推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构想已被提出，利用互联网医疗促进分级诊疗的方法亦有相关实践[12][13]。

以广东省网络医院为例，医院在各连锁药店、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布局网络就诊点，为常见病和慢性病患者提供在线诊疗服务，从而培养患者“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求医习惯，使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提升。

互联网医院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出现既提升了当地村医收入，又为当地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实现优质资源下沉，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提供新思路。

此外，得益于我国人口基数，新技术的应用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近年互联网为我国发展带来的影响，令社会深刻意识到：技术革命不仅能对生产结构进行全面改造，还能给传统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实现价值链重构与利益再分配，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带来治理制度的转型。

从近年我国互联网医疗产业的井喷式增长，以及金融资本大量涌入此领域的趋势可见，医疗行业也难逃技术革命影响，传统医疗模式正逐步转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革命带动生产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原有经济基础，从而催生上层建筑变革，推动社会发展。

互联网技术利用自身优势为医疗资源带来相对增量，节省就医成本，重构传统医疗利益格局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以互联网技术为主导的互联网医院有望冲破固有医疗利益格局，为深化医改提供新思路。

04｜政府出台互联网医疗系列政策，确保行业发展规范有序

2015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首次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其中，“互联网+益民服务”作为十一项重点行动之一，明确提出了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言指出，互联网医院新业态将快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国互联网医疗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号）、《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25号）等重要纲领性文件，指明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方向。同时，全面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着力解决互联网医疗物价和医保支付、财务管理、设施配置等重点难点问题（表2）。

此外，积极探索互联网技术在推动分级诊疗（国办发〔2015〕70号，国卫医发〔2018〕28号）、护理服务（国卫办医函〔2019〕80号，国卫办医函〔2020〕985号）、健康消费（发改高技〔2020〕1157号，国办发〔2020〕32号）和便民惠民（国卫规划发〔2018〕22号，国卫规划发〔2020〕22号）等方面的作用，提出指导意见，通过互联网技术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使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广为运用、真正惠民。

在2019-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中（国办发〔2019〕28号、国办发〔2020〕25号、国办发〔2021〕20号），均有提及加快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相关内容，且呈现递进式趋势：2019年提出建设试点，“先行先试、积累经验”；2020年提出加强技术应用和“促进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模式的重塑”；2021年提出“规范互联网诊疗服务，严格实行监管，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监管工作机制”。

2022年2月，《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22〕2号）正式发布，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了互联网诊疗服务活动，强调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安全，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可见，我国对于“互联网+医疗”的探索从未止步，布局深远且循序渐进，现已逐步探索形成了连贯的政策支撑体系，不断推动互联网医疗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国家对互联网医院新业态的认可和支持，系列的政策有助于保障新业态长期、稳定、有序发展。

表2：我国互联网医疗重要文件一览

05｜新冠疫情防控，成为我国互联网医院发展的加速器

2020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互联网医院以覆盖广、效率高、成本低、跨地域等优势，通过线上服务疏解线下服务压力，起到了分流患者的作用，成为了疫情防控的技术突破口，使得全国范围内再一次掀起了互联网医院建设热潮[14]，2020年我国互联网医院新增数量近500家，增长量相当于2019年全国总数的一倍[4]。

疫情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次印发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独特优势，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并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鼓励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及药品配送服务，降低线下就诊交叉感染风险。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亦因此进一步加强预约诊疗管理和互联网诊疗服务，截至2020年底，我国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已超过52%，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44家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人次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7倍，第三方平台互联网诊疗咨询量增长了20多倍[15]。

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工作要求和互联网医院的独特优势不谋而合，加之政策的支持和官方机构的引导，我国人民群众就医理念和就医习惯已发生了较大转变。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日渐成熟，线上诊疗服务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互联网医院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据国家卫健委统计，全国互联网医院在2018年12月时只有100多家，2019年5月，全国互联网医院数量为158家，到2020年12月已发展至1100余家，2021年8月，全国互联网医院的数量为1600余家；截至2022年6月全国互联医院数已达1700余家。也即，自2020年元月至2022年6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国建立了约1500家互联网医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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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萝塔·佩蕾丝，田方萌，胡叶青，等.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10.

[3] Konschak Colin, Levin Dave, Morris William H, 等. 移动医疗：医疗实践的变革和机遇[M].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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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uang M, Wei D, Rubino L, et al.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A comparison between California in the US and Guangdong in China[J]. Family Medicine and Community Health, 2015, 3(1): 23-29.

[11] 魏东海,张臣福,古彦珏, 等. 基于“互联网+”重构利益格局助推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探讨[J]. 中国全科医学,2016,（16）:1863-1866+1871.

[12] 王安其,郑雪倩. 我国互联网医疗运行现状——基于3家医院的调查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1）:69-73.

[13] 翟运开. 基于远程医疗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6, 33（8）: 564-567.

[14] 冯文,张靓囡,李璟媛,魏田,彭婷婷,张东旭,郭在新,王伟嵩.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咨询服务分析[J/OL].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1-14[2020-05-05].

[15]人民网.中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6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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