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社区有一位67岁的孤寡老人，常年患冠心病，前一段时间感到憋闷，在社区按照冠心病治疗有一段时间没有好转。社区医生觉得他有加重趋势，申请了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的联合门诊，呼吸专家通过互联网医院这个平台，使用自主研发的“远程数字智能听诊器”进行检查，做了准确的诊断，为患者开出处方，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复诊，患者已经痊愈。

以上案例，来自中日友好医院近期关于智慧医疗的分享。可见，互联网技术为诊疗带来新路径，也为远程诊疗提供了新模式。未来，它将加强优质医疗资源的纵向流动，并助力其下沉到基层。本篇将采访中日友好医院远程医疗中心主任卢清君，探讨互联网医疗体系的发展定位以及运营思考。

配合发展的三种互联网医疗模式

对于“互联网+医疗”的理解，首先要厘清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以及互联网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卢清君主任介绍道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互联网+医疗”的准入分为三种形式：互联网诊疗指的是利用本院医生、本院平台对本院的患者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诊疗；远程医疗本是医疗机构原来就自有的属性，主要是医院和医院之间的会诊模式；互联网医院则是允许医院邀请本院和其他医院医师，对患者进行互联网诊疗活动，包括远程诊疗活动。互联网医院的范围更大，对执业医生的要求更高，同时对监管的措施要求会更严格。”这三种形式互相结合在一起：互联网医院是一种组织结构，其利用所依托的实体医院的学科资源、互联网平台和运营团队结合在一起，经过统一调配和管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远程会诊与互联网诊疗。” 他认为，很大程度上，互联网+医疗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提升效率。

在卢清君看来，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定位有两个方面：一是帮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的常规诊疗能力；二是利用信息技术便民惠民，通过智慧医疗、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让就医更方便，医疗资源使用更高效，从而推动分级诊疗。

本文开头的例子，就体现了远程会诊的作用。2018年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互联网上不得首诊，如何满足初发病患者的网络就诊需求？卢清君向奥一新闻记者分析道，政策在关闭互联网首诊大门的同时也开放了另外一扇大门：远程联合门诊。卢清君指出，在2018年《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第十九条明确指出了解决新发疾病首次就诊需求的方式：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邀请其他医院的专家联合诊治。很多机构把这种模式设置为“远程联合门诊”，患者出现新发疾病时，可以到本地医疗机构“基层首诊”，通过互联网医院邀请专家在线，指导本地接诊医师第一时间给患者执行有效的诊疗。

今年5月，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揭牌运行。据悉，该互联网医院将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融合在一起，在实体医院确诊的患者在互联网医院复诊时，如果接诊专家发现其有重大病情变化或原诊断错误，可引导患者在当地就诊并通过远程医疗申请专家会诊，或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转诊到大医院。

打破虹吸效应 实行分级诊疗

如今，各大省市的三甲医院每天依然门庭若市，大多数大医院的医生仍超负荷工作。优势医院借助自身品牌的天然优势，把本该在其他医院或者基层医院服务的骨干和领军人才吸引过来，在业内被称为“虹吸效应”。“虹吸效应”不仅吸走了基层医院的人才，也同步“掏空”了基层医疗的病源。 打破“虹吸效应”，满足群众看病需求，分级诊疗势在必行。

卢清君认为，远程联合会诊恰恰可以避免“互联网首诊”带来的患者虹吸现象。他介绍道，针对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现状，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建立远程医疗协同网络，即每家医院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当病人需要到线下就诊，协同网络可以协调地方医院来接诊。协同网络定期给地方医院的医生开展培训，提升基层医师的规范化诊疗水平，是取得患者信任的基础。“基层的医生可以在联合门诊过程中学习专家接诊的技巧，提升自身接诊能力，这才是推动分级诊疗的举措。”在卢清君看来，远程联合会诊至少能让基层的医生有专科专家指导，这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能够发挥的一个独特作用。

在国家卫健委上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目前，分级诊疗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20年底，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率从2015年的28.33%增加到2020年的75.46%，全国县域内就诊率已经达到94%。双向转诊更加有序，特别是患者下转的人次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到38.4%。急慢分治初见成效，日间手术试点病种已经达到120种，各种模式医联体目前超过1.5万个，为提供一体化、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来看，分级诊疗服务体系与配套的政策还需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仍是短板。这个服务能力需要长期的建设和加强，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此外，郭燕红表示，信息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得其对分级诊疗的支撑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

卢清君提到，组建医联体是国家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举措，医联体是以政府主导统筹规划为原则，按照网格化部署，根据不同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级别，然后组建的业务联合体。国家卫健委已经确立了四种医联体形式：城市医联体、县域医共体、专科医联体和远程医疗协同网络。在联合体内，一方面能够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同时也能够使得患者在医联体内得到全链条的连续化的医疗服务，医联体是实现分级诊疗的重要路径，而互联网医院在这其中能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

没有围墙的医院 更需细化监管细则

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领导曾说过，互联网医院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医院”，突破界限建立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交流平台。可见，互联网医院可以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利用远程医疗协同网络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因此，对于互联网医院的规范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互联网医院到底谁能办？办什么？怎么办？卢清君认为，这是行业界必须要清晰反思的三大问题。《互联网医院准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互联网医院是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作为第二名称的互联网医院和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卢清君进一步解读道，不管组建形式如何，互联网医院的核心服务内容始终是诊疗。

“互联网医疗也是依托于医院和医生开展相关的业务，管理原则不会变。” 据卢清君介绍，去年国家印发《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其中首次明确定义了三类医疗机构，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医院和专业的公共卫生机构，不同的机构执业范围和职能均有相应解释。在此法律框架下，国家卫健委配套（2018年25号）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与其诊疗科目相一致。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的诊疗科目，医疗机构不得开展相应的互联网诊疗活动。”。他认为，医疗机构执业准入不仅限于一张牌照，还限于诊疗科目以及执业范围和等级职能。

卢清君对于当下商业平台型互联网医院所包装的“轻问诊”概念持不认可态度。他解释道，问诊是一种医疗行为，并不存在“轻问诊”“重问诊”之说，实体医疗机构具备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其可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线上问诊的过程中假设发现病人需要做CT做核磁、做超声等检验，医生需要将患者约到线下。所谓‘轻问诊’，其本质是医学咨询，更多是企图规避互联网首诊的限制。”

卢清君认为，国家即将会出台相关文件细化过程监管。他始终坚信，互联网医院定位是医院，核心服务是医疗，公立三甲医院开办互联网医院具有医疗资源和管理优势，第三方互联网医院平台的定位是辅助，为医院提供技术和服务平台。

毫无疑问，2020年新冠疫情推动了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大发展。医疗机构和产业机构都需要共同建立合理的业务创新模式、技术体系以及运行机制，找准角色和定位，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形势下，互联网+医疗创新技术和服务仍将是产业界、投资界巨大的机会，机会源于务实创新和谐发展，必须要放弃烧钱、垄断、盗取数据等所谓的思维。

在互联网医疗的监管问题上，卢清君认为，有效监管既需要开放包容又需要谨慎笃行。“‘互联网+医疗’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模板、没有标准。行业监管重点关注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但在地方落地实施时不宜过于细致、不宜抬高标准，监管关注的是基本执业底线，需给行业发展留一些探索创新的空间。”

加强行业监管，是维护患者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是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医疗质量的根本。有了规范监管，才有可能保障行业合理有序的发展。

奥一新闻记者 林诗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