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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动脉网

2020年，互联网医疗在疫情防控中作用积极，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动脉网此前已经推出了《互联网医院政策报告》分析行业政策趋势。不过，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各地推动进度与力度不尽相同。

那么，目前互联网医院建设实际有哪些特点？我们以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出台《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为时间起点，从多个公开渠道搜集到目前497家互联网医院的资料（数据截至4月30日）。

通过这些互联网医院的成立时间、地域分布、申办主体、医保接通情况等维度分析，我们试图更准确地观察行业动向。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合理性，我们严格把握了资料来源的权威性，搜集标准主要如下：

互联网医院名单：优先使用卫生健康部门公示的名单、其次是医院官网官微信息和主流媒体公开报道；互联网医院公司若无法证实已获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不计入名单；

互联网医院成立时间：优先使用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披露的审批时间，其次是主流媒体、医院官网官微披露的获批时间或上线时间；

申办主体基本信息：以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医院官网官微、企业官网官微公开内容为准；

医保接通情况：以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或医保局、主流媒体公开报道、医院官网官微为准。

全国互联网医院总览，实体主导占八成

互联网医院根据申办主体的不同，分为实体医院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497家互联网医院中，有415家是实体医院主导，占83.5%。

医生是互联网医院最核心的资源，实体医院天然具备这项优势，企业却需要长时间沉淀，或在短期内付出巨大成本才能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医生。

在互联网医院发展早期，探索这一形态的实体医院并不多。随着互联网医院运行模式的完善，政策加以肯定、推动并进行规范，实体医院越来越多开始建设互联网医院，直至目前占比远远超过企业主导型互联网医院。

同时，互联网医院刚刚经历了新一轮的建设高峰。

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之后，互联网医院正式进入审批、监管等规范化发展的阶段，新政出台当年审批的互联网医院并不多。因此，我们以2019年为起点，在下图中梳理出了每个月互联网医院的成立情况（以获得执业许可的时间或上线时间为准，二者都不明确的未展示在图中）。

可以看出，成立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迎来第一个高峰，在8月国家医保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出台后，12月又迎来第二个高峰。

到2020年，2月建立的互联网医院最多，达到65家。这或许也是互联网医院诞生以来，单月建设数量最多的阶段。

2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推动了互联网医院建设。疫情期间，原有互联网医院纷纷开通线上发热门诊、慢病复诊、肺炎咨询，此外还不断有互联网医院紧急获批和上线。

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武大云医”申办仅耗时一天，也成为了湖北省首个获得线上诊疗资质的互联网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高华介绍，2月3日向省卫健委提出申请，第二天就批复同意了。

这样的速度并不只发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在天津，2月5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向天津市卫健委申请增加呼吸内科。当天下午16：14工作人员正式受理后，迅速进行审核、审批，于16：25将此事项办结，耗时仅11分钟。

随着疫情平稳，2020年3月开始，互联网医院增长速度放缓，4月回落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满足了大量慢病患者的用药需求，提供在线复诊、开方、药品配送服务，部分还可医保报销。然而，互联网医院不能只靠疫情防控来推动，尽管行业在此期间进行了很好的用户教育、习惯培养，但疫情之后，在线问诊对患者的吸引力是否能维持，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互联网医院的服务模式亟待升级，需重构医疗健康服务流程，而非简单复制线下流程。

从目前互联网医院类型来看，综合医院和中医院占主流，专科医院类型多样。综合医院科室齐全，能满足患者多种就诊需求。中医院虽然在线上无法把脉，同样可以开出在线处方。

4月10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在互联网医院开出中医处方。一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此前一直在龙华医院风湿免疫科治疗，通过长期稳定的治疗，病情已明显缓解。该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视频就诊后，医生为他开出了中草药处方，物流公司可将中医药饮片配送到患者家中。

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妇产医院也是占比较高的医院类型。孕产妇、儿童原本就是就诊需求较高、就医又不方便的人群。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疫情期间在2月3日上线互联网医院，2月份累计问诊量1.2万余人次，累计在线处方量397张，其中54%为异地患儿，药品配送至四川、贵州、云南及市内多地，极大方便了患者就医。

其他的专科医院中，以慢病或口腔、眼科这类消费需求较强的专科为主，这些医院能够满足患者医疗、健康管理、消费等的多层次需求。

互联网医院地域分布，山东数量最多

由于全国各地医疗资源、医疗水平、医疗信息化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建设互联网医院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别。

从上图可看出，现阶段互联网医院主要分布在东部、南部沿海省份，这些区域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医疗信息化程度也较高，有良好的基础。其中，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还被国家卫健委确定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

互联网医院最多的几个区域，原本就是进行行业探索较早的地区。目前，山东的互联网医院已达到133家。

2019年以来，海南、上海、天津、黑龙江等地加快了互联网医院建设的脚步。其中，海南的互联网医院以企业主导型为主，目前的24家互联网医院中，有22家属于此类。

陕西也在加紧推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受疫情防控需求推动，已有多家医院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但互联网医院较少。而北京仅已批准几家实体医院的互联网诊疗服务，暂未批准互联网医院。

现阶段，互联网医院还呈现出逐渐往地级市、县或县级市拓展的特点。根据行政区划，我们梳理出了各类城市拥有的互联网医院数量：

从上图可看出，总共有200多家互联网医院位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200多家在地级市，县级城市有76家。

截至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已制定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目标，河北、湖北、四川等考虑了区域分布因素，除了省会城市的大型三甲医院之外，要求各地市、州同步建设互联网医院或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院分布也体现了政策推动之下，覆盖面逐步下沉的趋势。尤其是在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几个省份，地级市、县级城市已经较为广泛地覆盖了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申办主体分析

若从实体医院和企业这两个互联网医院的申办主体来分析，会发现哪些规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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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医院主导，公立三甲最多、民营占比小

我们先来看实体医院，其根据出资方、医院等级又分为不同类型，这也会使互联网医院呈现出不同特征。

目前申办互联网医院的415家实体医院中，公立375家、民营40家，在实体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中，分别占90%、10%。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根据《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公立医院有1.2万个，民营医院2.1万个，民营医院数量远超公立医院。

也就是说，大约有3.1%的公立医院建设了互联网医院，但只有0.2%的民营医院建设了互联网医院。

对公立医院来说，尤其是大三甲医院，建互联网医院主要是将常见病、慢病患者进行分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流程，提升患者就医和医院管理的整体效率。同时，公立医院能够加快投入互联网医院建设，与其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推动也有一定关系。

而对门诊量更低的民营医院来说，将常见病、慢病患者转移到线上并不是刚需，他们更多考虑如何提升医疗和服务质量，以此吸引患者。若要建互联网医院，也希望达到这样效果。即民营医院必须考虑建设运营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营利性民营医院。

上图是建立互联网医院的民营医院类型，综合医院仍然是多数。专科医院覆盖了眼科、妇产、口腔等消费属性强的领域。在各类专科医院中，互联网有助于塑造医院品牌和拉近医患距离，从而促进医院经营。

但整体上看，民营的各类专科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较少，未来是否能持续通过互联网扩大获客渠道还不确定。不过，疫情期间，线下医疗服务量整体下滑，民营医疗机构更是如此，通过拓展线上服务，至少能够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实体医院等级来看，全国的三级医院中，近13%已建设了互联网医院。这其中，已有253家三甲医院拓展互联网医院，占全国1442家三甲医院的17.5%。

这些三甲医院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南大学湘雅系医院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知名医院均已上线互联网医院。

前文已经提到，从行政区划的维度看，互联网医院正在从直辖市、省会城市向地级市、县级城市铺开。从上图同样可以看出，二级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的比例仅有0.61%。

二级医院除了分布在各个市辖区之外，还广泛分布在地级市和县级城市。所以，互联网医院的下沉，从医院等级这个层面看，也是同样的趋势。

但是，医院等级也体现了其服务定位、服务能力，所以，并非每家医院都有必要或有实力单独建一家互联网医院。

实体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可独立申请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也可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申请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后者在实体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医院中，占了约10%的比例。

合作共建的互联网医院，医院名和企业名都要体现到互联网医院的名称中。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既要提供平台建设支持，还要提供资源、持续参与后续运营。

互联网医疗企业、医疗信息化企业广泛参与合作共建互联网医院，微医、纳里健康等均与多家实体医院共建了互联网医院，这种形式可以探索实体医院的医生、医疗资源与企业的平台覆盖、建设运营能力深度结合，双方形成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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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互联网医院，意在搭建自身业务闭环

互联网医院界定了常见病、慢病的复诊，似乎是局限了问诊范围，但仍有各种类型的企业投身其中。

早期主导互联网医院的企业，以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化、医药电商企业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细分领域参与企业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上游的医药、医疗器械以及下游的保险企业等。

以上是我们本次统计的企业主导型互联网医院中，各类企业的数量。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化、医药电商等仍是主力，其他企业类型多样。

医疗需求并非高频需求，加上在线问诊又严格界定了范围，所以，各种新类型的企业投入成本建设互联网医院，并非在线上问诊本身这个环节，而是通过合规资质来打通其业务闭环。

例如，在药品集采政策等对药品流通格局的影响下，药企可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和服务方式；医疗器械以互联网医院为切入点，与线下医疗机构合作，围绕产品展开相关诊疗，可迅速推广产品。而保险企业通过互联网医院将业务环节前移，可以更好地对客户进行健康管理，减少疾病发生，从而降低成本，或者积累医疗数据更合理地设计产品。

医保支付起步，推进迅速

我国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制度已经建立，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底，基本医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患者到线下就医，以医保支付和个人支付为主，而在线上，医保支付才刚刚起步。

我们本次统计的互联网医院中，仅49家接通了医保支付，26家表示暂未开通，但此事项正在进行或已提上日程。

大部分互联网医院没有公开资料显示开通或未开通，我们将其列入“不明确”类。不过，这类重要的民生服务在一般情况下，主管部门或医院都会通过适当渠道公布，所以，“不明确”这类大概率是暂未接通医保。

已接通医保支付的互联网医院中，结算方式主要有直接在线结算、医保平台结算以及其他支付方式。

直接在线结算即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复诊后，系统自动算出个人支付部分，患者按此支付即可。平安好医生湖北互联网医院、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武汉专区、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等均属于此类。

医保平台支付需要互联网医院入驻，例如江苏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进驻了南通医保APP，可实现在线复诊、医保支付、药品配送等服务。

山东省互联网医保大健康服务平台也是类似模式，该平台从开设互联网医院、纳入医保定点，到患者身份验证、复诊确认，再到医保在线结算，构建了互联网医院医保在线支付结算的完整闭环，是互联网医院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此外，在互联网医院与医保信息系统、药店等对接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也有部分地区采用个人支付部分生成二维码、患者扫码支付，或者患者先在网上自费支付，之后再到医院报销。

疫情防控对互联网医院的医保支付打通有强力推动作用，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等地多家互联网医院医保支付火速上线。疫情之后，医保支付的完善成为大趋势。

几个需要突破的问题

我们在搜集和分析上述互联网医院名单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突破。

首先，各地对复诊的时限要求不一。例如，上海在《上海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中要求，患者需要提供2个月内的实体医院就诊病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福建省人民医院均要求提供3个月内的就诊资料，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要求5个月内的就诊记录。

大多实体医院还要求初诊记录需为本医院的就诊记录，这样一来，复诊的医疗资源与互联网只是有限范围内、有限区域内的结合。

初诊地、复诊时限的标准问题，急需从政策层面加以完善。

其次，实体医院越来越多地开通了互联网医院，但线上运营并非他们的强项，如何在建好后发挥实际价值、不当成自上而下的任务，才是更大的考验；而如何合理分配这些医疗资源，也需要一盘棋考虑。

前文已经提到，许多知名大三甲医院已建成互联网医院，虽然在政策推动下，互联网医院已逐渐在往二级医院延伸，但患者对三甲医院的信任会长期存在，既然通过三甲医院可以在线咨询复诊，何不就选择三甲医院呢？也就是说，三甲医院对患者的虹吸效应可能会更强。这似乎与分级诊疗的大趋势是相悖的。

所以，如何提高实体医院互联网医院的运营能力？如何通过服务模式的变革，整合各级医疗资源？这不仅是实体医院、主管部门面临的问题，也是值得行业深思的，因为问题存在正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所在。

再次，大量实体医院上线了互联网医院，会导致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大量流失吗？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医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此消彼长的关系有可能会出现。但是，“此”和“彼”一定是对立的吗？是否可以达成良好的合作和行业生态？这些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搜集文中资料，一方面，受统计渠道限制，可能存在误差，但已通过尽量多的权威信源来提高准确度（本文开头已对信源做了说明）。

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医疗行业再次迎来风口，但我们无意跟风，也并非鼓动大家都去开互联网医院，而是希望通过更加完整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让行业有更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后续，我们还将从其他角度持续关注互联网医院进展，进行更立体的观察。